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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适应新常态

2018-11-01 10:15:06

如何适应“新常态”

刘波

中国过去30多年间保持的8%以上的经济增速,已经回不去了吗?就算是如此,这或许也不是一个多么令人担忧的消息。近《人民》就专门推出了一组题为“新常态,平常心”的特别报道来解忧释疑。报道指出,新常态就是进入高效率、低成本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,这是一个与此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完全不同的新阶段。在专家们看来,“新常态”有四个特征:经济保持7%-8%的“中高速”增长;经济结构将逐步走向优化;增长动力将从要素、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;一系列新挑战涌现,不确定风险显性化。

应该说,这个讨论并不是新的,而是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把经济增长的目标稍微调低,不刻意去追求过高的增长率,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客观需要,也是政府在综合考量之后的主观选择。

直到2012年之前,在很长时间里,政府还一直保持着经济增长率要“保八”的思维。但是,曾经的飞速增长掩盖了经济结构、发展模式、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问题,而对高增长的痴迷影响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精力。政府因为过度恐惧增长率降低有可能带来失业等问题,为了维持增长率,就采取了很多刺激政策,这些政策都延续和固化了经济的结构性弊病,并造成资产价格泡沫,表现为房价剧烈上涨,民众怨声载道,基于财产性收入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。而近两年的事实证明,在经济增速不再高达8%时,一些过去臆想的难题并未出现,中国有了更大的静下心来思考未来发展方向的空间。

中国人均GDP已经步入国际上所认为的“中等收入”水平,这通常意味着一直隐蔽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可能更多地浮现出来,进一步的增长会面临更艰巨挑战。这个阶段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可能面临更多不利,因为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丧失,而服务业、高科技产业等又难以和高收入国家匹敌。同时,在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剧烈的贫富差距,导致进一步的改革必然牵涉到更多的利益冲突,从而造成改革难度加大。在舆论领域,则表现为社会观念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冲突,而民族、地域、宗教矛盾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放大。历史上,拉美、亚洲的不少国家深陷这样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很长时间里只能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,而中国要不重蹈覆辙就必须吸取教训,未雨绸缪。

无论如何,中央对经济“新常态”的强调已经表明,政府的工作重点会逐渐转变,从重视GDP增长的数字变为注重增长的质量。经济学常识表明,虽然各国都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率,但那并不是为增长而增长,而是因为高增长才能确保国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,如果单纯为了保住增长率而牺牲结构性改革,牺牲国民的长远福利,那就本末倒置了。对“新常态”的重视,也是对理性经济思维的回归。

在思维上适应“新常态”之后,现实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。首先是,一些学者已经怀疑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正在趋于下降,这可能带来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。很多迹象表明,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模式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,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靠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来装饰门面,将会把问题拖后,使其严重化。因此,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倒逼之下,国家应该加大研发投入,鼓励创新,用技术进步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源泉。为此就必须深化市场改革,改革政府过度主导的科研体制,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刺激创新动力,让微观企业成为的创新主体,通过开放和竞争实现充满活力的创新,用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增长。

其次,必须调整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,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,要使考核指标能更多反映地方的社会发展成就和民生改善情况,以扭转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,让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公共事业方面,尤其是不要牺牲环境而追求增长率,不要牺牲长期的财政稳健而过度借债,导致终发展模式难以为继。也只有地方政府不再汲汲于彼此赶超的竞争之后,它们才会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贪腐和实现廉政。

调整国民收入结构、缩小贫富差距是另一个艰巨挑战。我国目前为止的收入分配改革过度强调对工资的指导,这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,现在我们应该跳出这种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经济决策的习惯,通过劳动者的权利保障,以税收等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状况。在现实中确保劳动法的执行,确保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公平对待劳动者维权诉求,保护劳动者权益,改革工会制度,提升工人的集体议价权,鼓励劳资双方实现尊重相互利益的共赢。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、消费税,理顺房产税开征所需的各种条件,用税收杠杆来调节贫富差距。更重要的是打破户籍藩篱和身份歧视,增加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方面的政府投入,构筑一个平等的人人都享有基本尊严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在“新常态”中还必须抓住时机推进一系列经济转型工作,摆脱出口依赖扩大国内市场,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,调整产业结构,实现中国产业在世界价值链上的升级转型,从“世界工厂”走向世界消费市场和世界品牌市场。降低单位生产能耗,推进节能减排,治理环境污染,把经济增长带来的外部成本降低到小。

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,赶超发达国家、实现民族复兴的紧迫感还应该继续保持,但为了实现更好的效果,具体策略上应该更有灵活调整性,为了避免速度过高而运行不稳,及时小幅度地“踩刹车”微调应该成为经济调控的常态。当然这也并不是以慢为好,以慢为目标,而是长远的以退为进,为保持经济增长的长久活力、国家振兴的百年大计而巩固基础。

(作者为财经媒体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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